回顾忙碌一生不忘母校指引

　　再过一些日子，我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将迎来64年华诞。这是一个让我们这些散布在国内外各地、离校有先有后的新老校友倍感亲切的时刻。
　　我是1949年底母校创办之初被录取的第一期学生。那时的母校校名是上海俄文学校，实际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个附设机构。母校当时办学遵循革命理想教育与专业知识培训并重的路子，具体表现在：学生入学享受国家供给制待遇，学杂费膳宿费全免，统一着装；新生入学后接受3个月的政治教育，然后转入专业俄语的学习；学业完成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推荐走上工作岗位。
　　我于1950年1月入校，思想改造学习结束后即进入高度紧张的俄语学习。当年暑假后被编入培训目标特别明确的速成班，接受俄语口语说听强化训练。当时满以为得学它一年半载才能满足未来工作需要。不想入速成班才两个月即1950年11月，校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说，因国防建设急需，决定分配你到部队工作，在一两天之内即赴部队报到。我毫不犹豫，立即赴部队报到，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那一年我21岁。
　　1950年11月到1959年12月，我先后在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装甲兵司令部任职，从事以俄汉或汉俄的口笔译工作。从1959年12月直至1990年10月，我调到北京，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先是从事外国军事经典著作选编、翻译和校订，后来从事外国知名军事经典作家理论与思想研究。期间当过研究生导师。1990年秋退休到今天，22年又一晃而过。这22年里，除继续关注我所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外，我还受聘参与国家大型理论工程的科研工作。
　　回顾自己忙碌操劳的一生，尽管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尽职尽力还有所不够，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自己从事研究的学科本身科学价值的坚信，对完成党、国家、军队所赋予任务的坚定和全力以赴，对作为一个受党、国家和军队多年教育培养的革命军人责任的牢记，始终是支持自己保持心态和精神上青春活力的巨大力量。
　　回望走过的道路，我深以为，每个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青年时期。回首我走过的路，我觉得，如果说我确实给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一些贡献的话，那么，我的母校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真是功莫大焉。虽然因当时历史原因，自己在母校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母校究竟给了我哪些惠及终生的指引和教益呢？不妨从四个方面略作回顾，稍微展开谈一谈：
　　一、母校使我树立了把个人成长成才同民族振兴、国家建设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确人生观记得上海俄文学校是1950年2月的一天开学的。在那天上午的开学典礼上，姜椿芳校长作了开学报告。姜校长的报告既是思想动员，又是就如何学好外语所作的既宏观又具体的指导。姜校长的报告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留有明显印记。
　　姜校长说：我们的学校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一所革命学校。之所以叫“革命”学校，是因为这所学校办学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满足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大家来到这所学校学习，是为了今后能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你们的学习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为人民服务。
　　今天回过头看看自己在选择人生道路上的几番波折，就可以明白，母校在新生入学之初给予的这根“定向神针”是管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辈子的。
　　记得入大学前，我就怀有一个出国留学梦。上世纪50年代在部队服役一段时间后，一直想找个机会去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深造一番。“文革”结束后，看到地方研究机构的人员出国考察交流的机会比部队多，就寻思着转业到地方工作，且当时北京某研究单位已出具公函给我办理商调事宜。但这些个人盘算后来都在“服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和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大前提下未获实现。这其中，母校关于个人的成长、成才和事业上的发展追求必须同民族振兴和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的人生指引,是给我起了引领作用的。
　　二、母校让我明白并践行了“只有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才能有效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道理上海俄文母校开学不久，姜椿芳校长就把首倡办校的陈毅市长请来给同学们作开学首场政治报告。同学们就是在听了陈毅市长这一报告后才领略到“只有认真学好所选专业知识，才能有效报效国家和服务人民”这一深刻道理的。陈毅市长谈到要处理好学习政治和学习外语的关系时，拿空军打了个比喻。他说：“一个空军人员，如果他立场不坚定，可能驾驶飞机到敌人那边去，那这个空军就等于零，但是空军光是注意政治，技术很差，一飞上去就给敌人打下来，那也是等于零。这样的空军有什么用呢？”陈毅市长用的是形象而浅显的事例，阐明的却是深刻的个人成长成才的道理，给我印象极深，终生难以磨灭。
　　其实，陈毅市长谈及的怎样“处理好学政治和学外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是那个年代里年轻人普遍面临的怎样“处理好红与专关系”的大问题。
　　简单地说，所谓“红”是指必须对党对国家忠诚；所谓“专”则是须业务精湛，成为行家里手。可以说，我用了大半辈子的经历，来践行“又红又专”这个标准的。
　　1959年底，我来到军事科学院后受领的任务是翻译、校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这里有早在延安时期就从事马恩军事经典著作翻译的老资格语言专家给大家作指导，有全军图书资料收藏最丰的图书馆可随时解难释惑。我深知在这样优越的搞科研做学问环境下，只要自己专心致志，经过若干年磨练，总能在掌握翻译实务和研究所译经典名著获得收获，进而成为这两个学术领域的专家。
　　可是我的这个专家梦，实现起来确实难乎其难，充满了艰辛。在那大搞“突出政治”的年代，埋头于完成份内工作、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会被戴上“走白专道路”帽子并受到批判的。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一直是顶着很大压力，在困难的情景下，坚持着工作与研究。那时候，一个干部如在个人鉴定时被插上了“白旗”，其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在我调入北京工作后的近20年时间里，我并未知难而退，在精神上一直支撑我的，正是陈老总告诫我们的一定要学会处理好“红”与“专”关系的谆谆教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