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名”趣谈□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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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合作共建的孔子学院学 生在第13 届世界大学生“汉语桥”意大利赛区比赛中获银奖。 图为赛后师生合影。


  不少经典的外国文学名著都是以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作品的。比如,英国作家勃郎特大姐的代表作《JaneEyer》,书名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翻译成汉语时就直接按照英语读音译为《简·爱》。我第一次听说《简·爱》这个名字,大概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每周日下午都会播放译制片。有一天妈妈正在看一部译制片,我就问是什么名字,妈妈说是《简·爱》。我还以为“简爱”是“简单爱”、“简单的爱情”的意思。(周杰伦听到了会说:“咦,这里怎么还有我的事啊?躺枪。”)看来“音译”有时候的确会带来一些小麻烦。不过毕竟这是忠实原著的做法。严复先生提出的翻译“信、达、雅”三原则中,“信”是第一位的。既然是人名用作书名,那就得音译。
  不过有时候为了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有些译者也会放弃“信”的原则,不用音译名,而是自个儿想出个比较吸引读者眼球的名字来。同为英国著名作家的狄更斯也有一部以主人公名字来命名的小说,叫《OliverTwist》。以“信”的原则来看,应该音译成《奥利弗?退斯特》之类的(是“奥利弗”,不是那个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的“奥利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中译本就用了这个译名(黄玉石译)。不过,可能是这个名字比较长,又有点拗口,不如《简·爱》那么简洁、上口。因此,这部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汉语时,林纾老前辈就大笔一挥,直接来了个《贼史》的题目,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年轻时误入贼窝,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弃恶从善,终于获得幸福。这种根据译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来给作品重新起名字的做法,可以称之为“意译”。
  这里不得不插一句的是,林老前辈在翻译时改动人家作品名字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当然,这也可能和清末社会的文化语境有关)。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被译成《黑奴吁天录》,这名字一听就好悲惨的样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雨果的《九三年》被译成《双雄义死录》,颇有武侠小说的味道(比如《书剑恩仇录》等)。最离谱的是,兰姆姐弟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被译为《吟边燕语》,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言归正传,《贼史》这个名字也怪难听的,而且很容易让人觉得主人公不是什么好人,这就与小说的原义相悖了。后来不知道哪位翻译大师重新想出一个《雾都孤儿》的名字来,因为主人公从小就是个孤儿,而且故事又发生在伦敦。这个名字顿时就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了。而且,一说到“孤儿”,大家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同情和怜悯,不会像“贼”那样让人有不好的感觉。《雾都孤儿》这个译名算是意译成功的典范了。据我所知,《OliverTwist》的中译本不下20种,但译名基本上都是《雾都孤儿》,用音译名的非常少。
  然而,意译名打败音译名的例子实在是太罕见了。道理很简单,原作者为啥要直接用人名来做书名,自然是觉得其他名字都不足以概况作品的内容、表达其中蕴含的思想,所以干脆就用主人公的名字,像某个人的传记一样,个中体会都留给读者们自己去评说吧。
  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或符号往往具有丰富的涵义,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特有的某种精神。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也是如此。这就是简单的力量。当然,也有些作者不甘于平庸,会花心思想出一个比直接用人名来得更高级的书名。司汤达的《红与黑》就是个经典的例子。这部小说原名《于连》,是男主人公的名字,改成《红与黑》之后就具有了一种神秘感,令人浮想联翩。100多年来不断有人在思考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象征意义。
  如果连原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作品名来,那么译者想要超越原作者自然是不太可能的了。这里又得把林老前辈搬出来了。(九泉下的林老前辈或许会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不是那个喜欢变逃脱魔术的家伙)也都是以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的,分别被林老前辈译成《魔侠传》和《块肉余生记》。前一个还勉强过得去,后一个确实很“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减肥产品的广告呢。不管怎样,这两个意译名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在人们用的还是音译名。
  译者自造的意译名总是会让读者们觉得有这种或那种的不合适,接受度不高,所以还是直接用音译名吧。绞尽脑汁想出来的一个意译名,弄不好等译者逝世后还要被人家拿来品头论足,何苦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有意译为《王子复仇记》的,看上去还不赖,但总没有音译名来得普遍。毕竟“一千个读者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少读者就认为这个意译名不好,《哈姆雷特》的主题岂是“复仇”两字所能涵盖的呢?况且《麦克白》也没有类似地译成《将军篡位记》什么的。同样,莎士比亚的其他几部名剧,如《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也是以人名作为剧名的,但都没有采用意译名。此外,还有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茨威格的《玛丽亚·斯图亚特》等等,都是音译名,就连很长、很拗口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的小说),也还是选择了音译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