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14 日至16 日，上外教工摄影社部分成员赴皖南山区摄影采风。（唐志明报道）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转瞬之间，我们迎来了上海外国语大学65周年华诞。年纪稍长一些的人，常常爱说往事如烟。其实，生活并不完全是那样，尤其是那些当时曾让你耳目一新的情景，更是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不，前不久，读了报纸上登载的为庆祝我的母校上外65周年校庆致校友的公告后，上世纪50年代初我刚入母校时所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又不时地浮现在脑际。
母校与共和国同龄，成立于1949年12月，当时的校名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母校。按照母校的规定，第一批招收录取的学生于1950年1月5日至10日入校报到注册。当时，母校校区的位置不在现在的东体育会路和大连西路这一片地区，而是在宝山路上的暨南大学二院旧址。母校初创期间，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条件相对简陋，但首批新生热情高涨，对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
统一着装，这在一般学校是少见的1949年5月，党中央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要有自已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去接收旧政府人员和开创新中国科教、文化等项事业，就在当时划分的华东、华北、中南等大行政区先后成立了多所“人民革命大学”，采取抗大式的办学模式，实行供给制待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入学，授予专业学习，进行革命的人生观教育，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自愿无私奉献、崇尚埋头实干的干部与知识分子。
作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附设学校，上海俄文学校与其他学校明显不一样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招收进来的学生实行供给制，即不仅不收学生任何费用，而且给学生免费提供膳宿与服装。
学生的服装是统一制式的，颜色为灰色，跟抗日战争时期在陕北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穿的衣服几乎一模一样。
记得在领取有生以来第一套这样的制服时，我心情很不平静，穿上以后更是非常自豪。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已把一生交给了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共产党，成了自觉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一名革命者。
日常教学，实行小班化制度初创时期的母校，对学生的日常校园生活实行连队化管理，这可以说是母校区别于一般高校的第二个特点。
那时，我们每个新生报到注册后，首先会被编入一个小班，小班人数在25人到30人之间。待12个小班的学生满额后则组成一个大班。每个小班设有由学生担任的正副班长；每个大班则由母校派干部来担任班主任。
小班和大班各有自身的功能。按“革命大学”的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入学后，先要接受3至4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当时的话来说，叫“接受思想改造”。在这一时期，学生们常要聚集到一起，去礼堂听各种题目的大课，如关于“社会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等等。这时就需要按大班成队地带过去。另外，在当时，校园的环境卫生都由学生自己定期打扫，这又需要按各大班来分片包干。再就是如果学生要出校参加市里的一些大型活动，那也得按大班编好队伍前往。
小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专业教学这两个方面，作用也非常大。在“接受思想改造”阶段，同学间的互学互帮都是在小班范围进行。这里有大量的对话谈心，要掏心窝子的坦诚相见，范围越小越便于启齿。而在语言专业教学方面则更是不能没有小班。首先实行小班教学，老师能关心和顾及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同学间也便于交流互学。
为加强对学生课外活动的管理和关照，当时母校制定并实施离校返家或外出留宿等各项请假销假制度，负责监督执行这些制度的，正是各小班的“领导”。
师生间与同学间，关系亲如家人初创时期的母校区别于其他高校的又一特点是，师生间与同学间的关系亲如家人。
母校创办之初就明确规定和倡导，同学间一律以“同志”相称，师生间则也应待若家人，老师要关心和帮助每一个学生。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大家也的确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好。这实在让很多甘冈从旧社会步入新社会的年轻学生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革命同志之间的阶级情谊。
在进母校学习之前，我曾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夏中学和同济大学。那两个学校师生间和同学间的相处相伴，一般都比较客气，但都若即若离的。在当时校园里，同学间见年长者称兄，年幼者道弟。在学生眼里，老师则是尊敬的长者，除在课堂认真听讲和提一些问题外，课下则敬而远之，很少敢和他们交流交流。
解放后，一般学校里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显然与以往有所不同，而在我的母校则更是不一样。经过“思想改造”学习，同学相互间对彼此的经历、个人的志趣和今后的工作意愿等都有了了解，所以，彼此叫起“同志”来自然十分亲切，同时也表达出了情同知己这层不同于一般的关系。
说到师生间要做到待若家人，这除了显示出彼此感情上要亲密融合这层要求外，从语言学习成效的角度看，师生间若没有课上课下高强度的跟踪教学连轴转，那是很难在短期内取得语言教学的明显成效的。我本人可以说是最明显的受益者。我1950年1月入校，先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改造”学习，还跟大家一起休了一个月暑假。到了当年11月上旬，，才学了半年多俄语的我，就被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装甲兵部队，独当一面地担任起俄汉、汉俄口笔译双重军事辅助教学任务。在那里，我一干就是整整10年。请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当时孜孜不倦、诲人不倦的老师夜以继日地给我们上课和答疑解惑，再加上我自己的刻苦努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年无休），让一个仅仅学了半年多俄语的青年学生担任部队的俄语教学工作，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把“伙食尾子”，用来“打牙祭”
当时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从校长到教员，大家都没有工资。学生的早中晚三餐都是由母校统筹安排的。建校初期，新中国刚成立，全国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办学的经费极其有限。母校当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低，平常很少能吃到荤菜。母校管食堂的干部常为如何改善学生们的伙食质量而费尽脑汁。
那些在母校管后勤保障的干部大多是从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他们带来了不少在部队为士兵办伙食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其中一条就是，每个月都要用好“伙食尾子”。
所谓“伙食尾子”指的是：母校每月用于学生的菜金是定量的。如果管食堂的干部精打细算、快到月底前还能多少结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伙食尾子”。
有了“伙食尾子”，大家的伙食就有可能稍作改善，么个月能吃上一顿相对丰盛的荤餐。这就叫“打牙祭”。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让我颇有感慨。最早我们在暨南大学二院旧址办学。根本没有专门食堂。学生们用餐就在一处没有桌椅的空教室里站着对付掉一顿饭。一到“打牙祭”的时刻，学生们都会喜滋滋地聚到一起，每8个人为一组，围着一个盛满红烧肉煨白菜的大洋铁皮菜钵饱餐一顿。
普希金诗曰：“心永远憧憬着未来”，“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65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当年都是母校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如今都是已到或快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很多往事都淡忘了，但在母校学习和生活的那些日子、那些往事，那些可敬的领导和老师、那些亲爱的同学和战友，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愈加清晰，这些日子里不时会在脑海里浮现。在母校65周年华诞到来之际，我以母校一期校友和人民解放军一名老兵的身份，向母校致以崇高的敬礼！我和我的同学们虽然都老了，然而母校不老，青春万岁！衷心祝愿母校的明天更美好！
（作者系上外一期校友，长期在军事科研机构从事外文图书译校、研究与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