匮乏、政治过度与文明危机□程亚文

　　在《人口原理》第一章，英国人马尔萨斯开宗明义提出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有趣的是，两百年后，在一部备受好评、名为《三体》的科幻小说中，中国作家刘慈欣虚构了“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两位隔了两个世纪的人，他们所谈论的，分明是同样的东西。马尔萨斯说的是食物的匮乏，刘慈欣说的是生存空间或安全感的匮乏，对应的分别是人口和文明的扩张，核心关注都是一个：匮乏世界中人的状态和选择。把“匮乏”作为政治哲学的思考起点，才能理解现实政治在当下时刻的种种困境和乱象，而它的关键问题，又在于“匮乏”状态下的政治过度。
　　关于“匮乏”引发的困扰，2016年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事态格外显眼。
　　2016年的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竟然是多数英国人决定出走欧盟，脱欧派战胜留欧派的结果，让英国人自己、欧洲大陆都难以接受。这是英国人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久有成因？背后又在反映什么样的事实？将预告什么样的前景？2008年发生的欧美金融危机也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把欧洲和西方作为一种问题来谈的人，越来越多。像尼尔·弗格森、弗朗西斯·福山等，均对西方文明的衰败忧心忡忡。
　　2016年度的美国总统竞选，已被视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奇葩、撕裂的一次竞选。一个如此分裂的美国、一种如此颠倒三观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何而来？有人开始想起已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十余年前的那本书《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认为它早已为眼前美国总统大选的场景提供了注脚。在亨廷顿看来，外来移民和美国人口结构近些年来的巨大变化，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强化的“政治正确”话语及其实践形态，如今在美国内部已经转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并激烈表现在现实政治中。
　　西方的“衰败”迹象、不见尽头的危机，也在颠覆人们以往的一种惯常认识，那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体系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能够有效化解各种问题和挑战。过去的老经验为什么如今却不管用了？恐怕还是应该回到政治哲学层面，要从西方“现代性”的发生处进行反思。
　　世界总体来说是个匮乏世界，不是物质匮乏，就是权利匮乏，而且匮乏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这个口号听起来十分美好，然而它也是一个巨大的话语陷阱，“匮乏”的边界在哪里？“匮乏”这个词一旦提出来，就会不断扩大它的边界，而人类的权利生产，永远也不会达到“免于匮乏”的程度。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如果被滥用的民主损害了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府的组织效能，民主终将不能保卫民主。霍布斯写作《利维坦》、华盛顿推动建立新国家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民主，而是政府能不能组织起来、国家能不能有力应对危机。如果民主冲击了国家存在的底线，那这样的民主已不应在合理的政治议题之内。民众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约翰·穆勒在19世纪60年代思考代议制民主问题时，曾经提出为防止民众因智识限制而不当使用决策权，应当修订“一人一票”的思路，让贤能者可以拥有复数投票权。
　　英国脱欧公投是对20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造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没有民主是难看的，错误的民主则是灾难。民主问题的背后是“政治”的定义问题，不充分的政治和过度的政治都是对合理政治的背离。
　　一个很长时间远离了战争、享受着和平的世界，会加剧政治的过度。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伸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导致福利制度和民主政治双双难以正常维持，传统的政治契约陷于瓦解。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负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从政治过度中，所该反思的是什么才为适度的政治？所谓政治适度，乃指政治能够日常完好运转，民众的意愿基本能够满足，国家的长久未来没有大的忧患。
　　适度政治转变到政治过度，因此主要与权利扩张超过了权利供给能力，导致“匮乏”不断被生产相关，这又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权利的内涵不断扩大，当国家不仅要保障公民免予束缚的消极自由，还要创造机会、保障公民拥有实现其尊严和价值的能力时，压在国家身上的担子成几何级数增长；二是权利的适用人群不断扩大，逐渐突破既定的情感共同体界限。一个不问出身、性别、能力、宗教、族群、国籍的均等化的世界，如果能够建构起来，那当然无上美好，然而，它可能吗？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需要对“现代文明”做出透彻反思。不妨以霍布斯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任何国家之中最大的弊端却没有不是由于臣民不服从和破坏建立国家的信约而来的。”（作者系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本文原载《读书》2017年第2期，因篇幅有限，本报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