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国际新闻专业是上外在1983年开设的第一个复合型专业，作为这一专业的首届学生，您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请您分享一下当时的学习经历，以及国际新闻专业初创时期的师生来源、学生构成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情况。
周：在我印象当中，上外有国际新闻这个专业之前，学校总体上还是围绕语言的学习。当时无论是国际新闻专业，还是我们专业的同学，在上外都是很特别的。作为第一批同学，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时是广电部、人事部在英语系三年级同学中进行选拔考试。我原本打算考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的研究生，来了这么个机会，我就参加了。记得我的分数还比较高。
就上外来讲，国际新闻这个专业拥有很高质量的教学。我印象里有两个特色———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专业性。毕业后我来到新华社工作，不到一年时间里新华社派我去美国进修，我觉得上外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与美国、英国大学的新闻系都比较类似，课程设置和教学基本模式上较为一致。所以我们当时的国际新闻专业教学是很国际化的。
在80年代，它基本是面向Print,Journalism平面媒体去培养新闻人才的，主要以写作为主。因此，上外国际新闻专业最基本、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强的优势还是语言。在我看来，我们这一批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具备高质量的英语基础，同时也是优秀的写作人才。当然，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接触到摄影等技能，但语言和写作是上外国际新闻专业的两个基点与特色。我刚毕业到新华社做的一项工作是每星期给《南华早报》写一篇类似《北京观察》的文章，当时也给一些国家的Publications、Magazines或者Newspapers直接写专栏文章，这都得益于上外给我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
问：国际新闻专业创始人之一钱维藩教授曾经是做新闻工作的，而且是做跟英文相关的新闻工作，您对钱维藩教授还有印象吗？
周：钱老师是位学者型老师，同时也是位新闻教育的管理者。在当时，钱老师是我们上外国际新闻专业的领军人物。作为学院的学科带头人，钱老师体现着上外国际新闻的权威性与专业性。无论是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具体教学指导，他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带动和领导作用。在他带领下，学院拥有一个高质量教学团队。
问：校史馆里陈列了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这个照片是国际新闻专业第二学士学位首届毕业报告会，当时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吗？
周：这张照片中，从上海来的只有我和复旦大学的陆晓明。这张照片很有意义，这也是我第一次上新闻联播。上新闻联播并不是因为这个合影，而是因为我是唯一一位在会上发言的上外国际新闻专业代表，陆晓明则作为复旦国际新闻专业代表发言。很有意思的是，毕业之后我俩都到了新华社，还在一个办公室。这个照片的意义在于，在上外创办国际新闻专业，既是学校的重要决断，更是当时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所以报告会才能在中南海举行，这个报告会才会有中宣部的领导参加，也才能上新闻联播。这其中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在1983年时，中央就有这样的战略眼光，要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的人才。
实际上当时中央开设了两个这种双学位设置的专业，一个是国际新闻专业，在上外和复旦；一个是国际文化专业，主要在北大。我们现在讲叫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做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在当时，一个国际文化专业，一个国际新闻专业，就能从中看得出来，从一开始党中央就有这样的眼光。
问：毕业后您去了新华社工作，先后在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和伦敦分社当社长，之后又在《参考消息》、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等部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党员身份对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该有很大的影响。能不能分享您职业生涯中这方面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周：我是1985年2月转正为正式党员的，当时是学生党员。现在仍记得写入党申请书时的心潮澎湃，这种爱党爱国之情是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念相契合的。求学过程中，我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去进行的。后来到新华社工作，我先是到China,Features中国特稿社给外国的报刊写特稿，在国外学习一年后，又到新华社对外部外事新闻采编室做记者。当时，我主要是采访中央新闻，包括领导人重大活动等。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比如说领导人会晤，我们都是现场听了之后记下来，然后再写稿子。经历整个过程，党员身份就十分重要了。一方面，作为新华社一名时政记者、中央新闻记者，党员身份是个基本条件；往更深层地讲，我认为这与我在上外的学习息息相关。
实际上，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就是在上外。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即阅读经典著作是从上外开始的。上学期间，记得我的政治经济学成绩是全年级最好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一部分。当时我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相关书籍。我认为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既需要具备过硬的基本技能，又要有着政治的自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正确的观察判断分析问题的工具，来看待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这也是我们现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因所在，因为这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用这样一种理论，去武装你的头脑，看待问题就会有一个正确态度，会有一个正确观点、立场和方法，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拥有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境界和品格。
问：刚才您谈了在上外形成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理论学习、专业学习对您的影响。听说您才华卓越，小提琴拉得特别好，能不能讲讲拉小提琴的故事？
周：说来话长。我来自一个音乐家庭，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学习小提琴。来上外之前，我在公社宣传队、县文工团、市歌舞团、省乐团都工作过。后来，我认为自己不会成为独奏家，也不会成为乐队首席，就果断决定参加高考，并且是考外语。当时我已经21岁了，我的一些同学毕业时也才21岁，而我入学就22岁。学小提琴时，我每天练琴时间是13个小时，高考的话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有近一年时间干脆不碰琴。当年，我的高考分数是省里文科前几名，直接去了上海。
我带着琴来到上外，偶尔周末拉一下，这跟我后来做学生工作有一定关系。我竞选上了上外学生会主席，办了一个大学生艺术团，还办大学社团。上外大学生舞蹈团还去过北京参加汇演。当时我们还办了辩论会、讲座等活动，让整个上外活跃起来。作为学生会主席，我还在校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还记得，是“做时代的主人，不做历史的过客”。我们去上外学习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国家而读书，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我很感谢上外，为我奠定、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框架，这个基础非常重要，等于是掌握了一种学习能力。以后无论是遇到什么新情况、新知识、新现象、新形势、新问题，都具备了学习和掌握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在上外确立的，这个很重要。
上外六年的学习，使我能够胜任这个职业。从上外毕业后，我在新华社先后担任外国报刊撰稿人，中央新闻采访记者，新华社驻海外记者，驻伦敦分社社长，以及参编部主任（参编部编《参考消息》和内参）。我担任了10年的《参考消息》总编辑。之后担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副社长。我当时分管国内新闻摄影，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后来我到《中国日报》任总编辑。我觉得自己先后担任了中国最有特点的两家报纸的总编辑———《参考消息》是把外面的消息收集起来，然后放到国内来传播；《中国日报》则是把中国的故事全都收集起来，向外面去讲。
我在现在的工作中会经常使用英语，像《中国日报》的“新时代大讲堂”，每次我都是英语致辞。前年在美国纽约亚洲协会，我们举办了一场新时代大讲堂，讲中美关系。崔天凯大使专程赶来出席。2017年5月，费城交响乐团时隔多年后再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我们跟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进行合作，以费城交响音乐团为主，以另外一个满天星交响乐团为辅，其中就由我跟费城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梁祝》。演出之前，我用中英双语解释说，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来演奏《梁祝》———这是费城乐团的第二次访华，第一次访华是破冰之旅，是作为当时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费城交响乐团第一次访华主要演奏的曲目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第二次访华主要演奏的曲目是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采访过，还写过一篇题为《从未完成到新大陆》的英文报道。英语新闻写作要讲的understatement（寓意），中美关系“从未完成到新大陆”的寓意，指的是开辟一个更广阔的新的空间。新闻和音乐，在这里头也有一个交集、交织、交融。这些跟我个人的生活、学习经历也有一个互相的碰撞，有一个很好的交响。
学习语言，对一个人的总体学习能力，包括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做事情的能力，都能产生特别好的影响。一个人除了母语之外，学习了另外一种语言，可以开发大脑，也可以开阔视野，像音乐一样，我觉得这是很难由其他所替代的功能性贡献。
上外的6年学习，使我能够很从容地去胜任这些工作，为我的职业生涯打好了坚实基础。从那时一直到现在，读书，思考新的问题，关注新的现象，永远跟上这种时代发展的潮流，走在最前沿，让自己在思想上和知识的装备上不落伍，这也是我在上外6年学习形成的一种生活习惯，实际也就是形成了一种生活的境界，这也是我一直对上外感激、感恩的重要方面。（采访、整理：樊娟、黄震宇、周源源、赵双、王媛）
周树春，汉族，1958年 5月生于湖北武汉，1984年 2月入党，1986年6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新华社工作。2007年9月至2017年2月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党组成员。2017年 2月至今，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